德国学术界陷入“旋转门”困境：青年研究人员因不稳定就业加速出走海外
德国学术体系面临严峻的人才流失危机
柏林——德国，这个长期被视为全球高等教育与科研中心的国家，正面临学术人才外流的严重挑战。随着青年研究人员因临时合同与职业不确定性纷纷离开学术界或前往海外，德国的科研竞争力正逐渐受到威胁。
根据2025年发布的《青年科研人员国家报告》显示，德国只有约4%的早期研究人员拥有长期稳定职位。这一数字在全欧洲发达学术体系中处于相对低位。与此同时，2024年一项涵盖超过1.1万名学者的调查指出，在过去两年中，有57%的受访者曾考虑离开学术领域，而在依赖固定期限合同的博士后群体中，这一比例高达71%。这种趋势让德国学术界的“旋转门效应”愈发明显——新人不断进入，经验丰富者持续离开。
留学生与国际科研人员受到的冲击尤为明显
截至2025年，德国共有约42.3万名国际学生，比2013年增长了74%。德国凭借其完善的科研基础设施、开放的学术氛围、免学费政策以及高度国际化的科研机构，长期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才俊。然而，在这片理应充满机会的土地上，追求学术长期发展的外籍学者却面临前所未有的职业困境。
根据数据，外籍科研人员占德国大学教职员工的约15%，而在马普学会（Max Planck Society）等精英科研机构中，这一比例更高达50%。但现实是，他们中的大多数无法在合同期结束后继续留下。2024年马普学会针对近900名博士后进行的调查发现，仅有四分之一的国际学者计划在研究结束后继续留在德国。与此同时，莱布尼茨研究协会（Leibniz Association）的一项民调显示，约42%的受访研究人员考虑前往其他国家寻求更稳定的职业前景。
“学术定期合同法”引发的连锁反应
问题的根源被普遍归因于德国的《学术定期合同法》（Academic Fixed-Term Contract Act）。这项法律原本旨在鼓励高校与科研机构适度采用长期聘用机制，以减少无限期临时岗位的滥用。根据法规，科研人员在博士学位前后最多只能在固定期限合同下任职12年（医学领域为15年）。然而，这项初衷良好的制度却在实际操作中产生了相反效果。
多数高校出于预算压力与制度风险考虑，往往在期限到达前终止与研究人员的合作，从而导致大批具备经验与潜力的青年人才被迫离开学术岗位。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社会学博士后马提亚斯·库恩特（Mathias Kuhnt）指出：“法律本意是创造机会，但现实是，许多大学宁愿不续约也不冒长期合同的风险。结果就是，大量研究人员在合同结束后被动离场。”
斯图加特大学哲学家阿姆蕾·巴尔（Amrei Bahr）目前正处于为期四年的青年教授合同，她坦言自己清楚地意识到，在合同结束后，职业道路可能戛然而止。“到合约结束时我已经42岁了。如果得不到稳定职位，我可能会离开学术圈。”
个人故事揭示体系的压力与失衡
留在德国的学者感受到的压力与日俱增。一些学者已经选择离开。例如，历史学家多罗蒂·戈策（Dorothée Goetze）在2021年离开德国，前往瑞典担任永久讲师职位。她回忆道：“当我研究其他国家的制度时，我才发现学术体系也可以被设计得不同，更有弹性和人性。”
同样，现任爱沙尼亚副教授的阿斯特丽德·温德尔-汉森（Astrid Wendel-Hanson）亦表示：“德国的学术资源无与伦比，但长期的不确定性让人越来越难以保持乐观。你会感觉整个系统似乎在把人往外推。”
这些真实的故事揭示出制度缺陷对个人发展的长期影响，也凸显了德国在全球科研体系中的竞争劣势。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北欧国家如瑞典、芬兰，以及荷兰和瑞士，它们普遍采用较为稳定的学术职业路径，博士后和青年教授能较早获得长期职位，极大提升了人才留存率。
政府与高校尝试改革：能否扭转趋势？
面对不断加剧的人才外流，德国政府与各大科研机构已开始推出多项应对政策。部分大学如汉堡大学、海德堡大学正在试行“永久研究职岗制”，为表现出色的中期研究人员提供长期合约。同时，国家资助的“学术地平线计划”（Academic Horizons）也在重点资助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战略领域的国际研究项目，希望以更具吸引力的职业发展路径留住或吸引海外学者。
此外，大众基金会（Volkswagen Foundation）发起的“跨大西洋桥梁教授项目”（Transatlantic Bridge Professorships），通过引进美国顶尖学者共同参与研究与教学，从而促进德国高校的国际交流与制度创新。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重振德国学术竞争力的积极信号。
然而，政策层面的努力仍难以短期内逆转结构性问题。制度的惯性、财政压力以及学科间的机会不均仍令改革步履维艰。尤其在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领域，短期兼职与项目制合同依然是主流，这让新生代研究者看不到稳定的未来。
国际对比：全球学术体系的不稳定趋势
实际上，德国的困境并非孤例。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同样经历了“非永久化”学术趋势。以美国为例，所谓“终身教职”体系正在萎缩，越来越多的高校选择聘用临时讲师与项目制研究职位；英国在“脱欧”后也出现国际科研人才减少、合同期缩短的现象。
但与德国不同的是，这些国家在科研融资与职业路径上仍保持高度灵活，学者可在学术与产业间自由流动。而德国严格的法律框架与等级化的高校文化令职业转型更具挑战性。专家普遍认为，只有当科研岗位的稳定性与流动性得到平衡，德国才能真正留住本国与国际的人才。
经济与社会影响：人才流失的隐性代价
学术人才的流失已不仅是高等教育体系的内部问题，其经济与社会影响正逐步显现。研究显示，博士与博士后阶段的科研人员对国家创新体系的推动作用超过20%，他们是科研项目、实验室管理和教学体系运转的核心。当大量年轻人才选择离开，不仅削弱高校科研实力，也可能导致高新技术产业遭遇人才短缺。
此外，德国在全球科研合作中的领导地位也可能受到影响。过去十年，德国凭借其卓越的基础科研与国际合作网络，成为欧盟科研计划（如Horizon Europe）的主要参与国之一。然而，如果学术“旋转门”问题持续恶化，它的长期竞争力和科研形象都可能受损。
展望未来：稳定与创新的平衡之道
随着2030年战略科技发展目标的推进，德国政府面临在科研体制稳定性与灵活性间重塑平衡的重大任务。学者们呼吁减少临时合同的比例，为青年研究人员提供明确的职业晋升路径，并扩大科研机构的长期岗位数量。
在全球高等教育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德国能否在保持研究卓越的同时，为学术人才提供可持续发展空间，将成为其能否继续引领欧洲乃至世界科研版图的关键。